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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第89条规定，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须报国务院备案。

这意味着官员的名誉权的保护范围比普通公民窄，对它的刑事规制应当受到监督权的限制。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最新研究可参见陆宇峰：《网络公共领域的法律舆论：意义与限度——以微博上的小河案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1期。

国家机关应当积极响应和配合公民的监督，使得公民监督权进一步落实为有效的制约。[1]2013年网络言论治理活动引发了刑法学界的诸多思考和探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研讨中不仅涉及大量的刑法问题，同时也隐含着重大的宪法和法治问题。李晓明：《诽谤行为是否构罪不应由他人的行为来决定——评网络诽谤司法解释》，《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尽管如此，在1925年的吉特洛诉纽约市案(Gitlow V.New York]中，最高法院依然有理有据地架空了言论是否带来危险这个标准，认为只要有潜在的巨大危险，就可以限制言论。基于公民监督官员的权利，诽谤官员案件必须在构成要件和证明责任上被宪法化，以限制其刑事化程度。

(《打击网络谣言的台前幕后》，《南方周末》，2013年9月6日] [10]在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展开期间，官方媒体做了大量的正面宣传，例如：2013年8月23日，《红旗文稿》发表的《整治网络谣言必须出重拳》署名文章。[22]与此相对应，官员有义务将其工作做好，有义务解释自己的职务行为，有义务接受公民的监督。二是党要保证执法，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治（法制）的政治性是由执政党或者执政集团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决定并体现出来的重要属性。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坚持党与法的高度统一，绝不是要实行党与法不分、以党代法、以党代政甚至以党治国。党既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也领导人民执行宪法法律。六是指党和法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具体案件中是否存在法外特权，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等。

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了176名共和党人法官和11名民主党人法官。{9}270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政治与司法的关系做了另一个角度的描述。

（六）从国家民主立法看党与法的高度统一。法治（法制）的阶级性是由统治阶级及其同盟阶级的利益、意志和本质要求所决定并体现出来的重要属性。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党与人民、党与国家、党与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高度统一的关系。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都必须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邓小平早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党的十六大报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第一次正式确立了三者有机统一的基本政治原则

这似乎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相矛盾。《立法法》第92条授权，国务院可以自行规定对报来备案的规章的审查程序。

其次，我们看省级、较大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实上，这种抵触也是经常存在的。

中国没有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普通司法机关不得受理宪法诉讼。《宪法》第116条规定，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12）。一般规范性规定和规章之间有什么界限，法律上没有规定。此外，依《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司法机关受理行政诉讼，虽然只受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一般行政行为的诉讼。(三)特别行政区法律违反基本法 根据香港澳门两个基本法，特区立法机关有高度自治的立法权，但是其立法不得违反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事务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13）《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第17条。

《立法法》第86条第3项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立法法》第86条第2项规定，国务院还有权就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的冲突作出初步裁决，但无权裁定舍地方性法规而服从部门规章(那要报人大常委会裁决)。

这也是保证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必要。(十)司法解释违宪、违法根据有关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5），这是司法解释。

但常委会对专门委员会审查意见或议案和制定机关的反馈意见综合考虑后作出的审查决定，当然是更高的终极决定，是不能商量的。这表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其他负责具体法规规章审查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在向委员长会议提出书面审查意见和予以撤销的议案之前，几乎可以向制定机关发出修改指令，亦即直接作出审查决定。

第三，审查权分散、不完整，各自拥有部分审查权的机关太多，有的审查权不明确，有的审查权又有重叠。这两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审查方式程序与中央立法机关相似。(五)部门规章违宪、违法、违反行政法规 国务院各部、委根据法律或行政法规的授权，制定有关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实施办法、标准或细则，此即部门规章。(六)省级地方性法规违宪、违法、违反行政法规 根据宪法和法律，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有权制定适用于本省(市、区)的地方性法规（3），这些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

从理论上讲，报备案之后，人大常委会有义务对每一个法律法规进行审查(看其是否违宪违法)。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根本不必经常委会讨论或作出决定，只须由法工委负责人向本级政府或下级人大打招呼，指出其错误，责令其改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决定如何作出?事实上，直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作出撤销决定的情形至今没有见过。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规定，我们可以认为，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实际上对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有一定的审查和选择权（10）。

这种预审，往往是由审查机关内一、二骨干人员审读草案，有重大疑难问题时才报主任会议或常委会讨论并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结论。第三，即使完全是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同一个立法机关自己单独制定的不同的法律，也可能相互矛盾。

从国务院来看，宪法第89条虽规定它有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及地方各级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的权力;《立法法》第88条更将这一撤销权扩大至地方政府规章。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法律并未规定向人大常委会备案的程序，但事实上显然是要备案的。建国以来，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宪法诉讼。（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0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

以下几点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两种审查完成后，都是由审查者向原制定机关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这里所说的规章之间不一致，包不包括规章违宪或违法的情形?从字面上看并不包括。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有可能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相违，在这两种法律之间是不得适用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的，因为前者更基本更重要。

这种决定一旦作出，就不得上诉或申诉，就使特区的有关立法立即失效，不过这种失效无朔及力，即过去已经适用该法处理的任何案件事件仍然有效。同样，即使事后审查，也很少见到由省政府出面作出正式改变或撤销决定者。